一

　　1958年，学校又改名为温州第六中学，列为市重点中学。民办“新华中学”的高一2个班、初一5个班并入“六中”。部分教师也进入“六中”。何高郎调往温三中，施巨龙任温六中校长。我校校园东北角有座温州市著名的小九山之一的“中山”。清代所办的“中山书院”，即因此命名。中山高仅几米，时值大办钢铁，各校自建炼铁的“小土高炉”，纷纷到中山挖取黄泥于是中山接近消失。1962年由于台湾企图反攻大陆，我沿海一带大搞战备，我校组织民兵并大挖战壕，使“中山”彻底消失。殊为可惜！

　　1960年，学校整体搬迁至东公廨原温一中分部，校园面积扩大至28亩，并和市体委共用“八一”运动场。学生的学习、文体活动环境得到很大改善。与此同时，学校陆续兴建科学馆、跃进楼、实验楼等，办学条件日益完善。

　　1970年，学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创办了“国营温州通用机械电器厂”（即后来的“温州塑料焊枪厂”），使学校办学有所补益。此后学校不断加强对校办工厂的管理，如实行厂长负责经营承包制等。1983年到1986年，校办厂连续四年被评为温州市勤工俭学先进单位。1988年还被评为全国勤工俭学先进单位。校办厂的良好经营有力地支援了学校的办学和制度的改革，使学校在经济上有较强的能力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如新建了实验大楼、改善了理、化、生学科的实验硬件等。

二

　　解放后，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，校领导由教育局委派，对学校的管理和对学生的教育方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。五十年代初期注重爱国主义教育；五十年代后期，提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；到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是学校的一门主课等等。但无论各种教育风尚怎样变化，我校总是本着以培养学生勤奋好学、刻苦努力的学风，树立教师爱护学生、以身作则、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宗旨，并依这样的原则来管理学校，不但在当时各中心工作方面有突出表现，学生的学习更是扎实，各科成绩在全市各中学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。因此，学校在社会上也一直保持很高的声誉。

　　学校一直注重用艰苦朴素的传统来教育学生。五、六十年代每年组织学生到工厂、农村与工人、农民一起劳动。在六十年代中期，还一度组织师生到市环卫处帮助清卫工人掏粪（倒马桶），每星期日由班主任带队，凌晨即挨家挨户地为市民端马桶。当时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仁愚同志也参加到学生的劳动队伍中。此举后经报纸报道，被温州市民传为教育学生热爱劳动之佳话。

　　1965年，学校又试行开门办学，安排两个班到茶山五美园上课，让学生边劳动边上课。开学伊始，学生自己动手平整操场、清理教室，因陋就简，深刻体会创业的艰难。当时每周功课中安排两个半天劳动，还将学生分配到农民家，拜农民为师，让他们直接沟通，使学生对农村有更加真切的了解，也帮助当地的农民增长科学文化意识。至今，学校还保留景山农场，有土地13.28亩，每学期都组织学生到农场参加劳动锻炼，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。

　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全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，学校的教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有了更多的理论支持，也得到更大的自主权。八十年代以来，我校的办学理念进一步得到更新，改革和创新的力度加大，学校向市教育局党委呈送了《关于学校体制改革的请示报告》，提出了八点“松绑”的要求，为后来的改革打下了基础。随后学校制定了《温六中教职员工岗位责任制》、《教职工奖金和奖励试行办法》等等一系列规章制度。在政治上，全面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；在生活上，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提高教工的福利待遇，另一方面采用不同方法为住房困难教工建房。这些举措，消除了教师的后顾之忧，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学校党支部被评为1986年度市级先进党支部。1986年召开首届教代会。

三

　　1958年提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学校到江北开辟农场（占地202亩）和畜牧场，在校内建立五金工场及综合手工工场，学生分段轮流参加各项劳动，任务繁重，条件艰苦；毕业生则积极报名到市郊各农业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《温州日报》发表《勤工俭学是教育事业的革新》介绍我校先进经验。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，学校提倡发愤学习，学生的课业成绩逐渐从全市各初级中学脱颖而出，升入温州一中的学生数处于领先。毕业生有的走进科学殿堂而卓有建树，如陈朱希昭、高文水、刘家祥、蔡慎初、马大正等成为专家名教授；有的走上领导岗位，如陈艾华、冒康夫等先后担任温州市领导；还有的如戚德恩、叶松海、徐永光等分别担任驻卢旺达大使、武警部队医学院政委、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务。

　　文革期间，广大青少年及家长受“读书无用论”影响，纷纷弃学就业。在这特殊年代，我校孜孜不倦学习者仍众。如蔡亦钢（72届，美国机械工程院院士），瞿佳（73届，温州医学院院长），贺斌（73届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），陈征宇（76届，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理学院副院长），戴胜(78届，美国能源部研究员)等。十年动乱结束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市区首批上线者仅八、九人，而原我校毕业生占三人。我校毕业生叶永和考取浙大，邱虹考取杭大，另有章小龙在北京报考，考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。（章后曾长期任英国著名大报《每日电讯》报记者。）1978、1979两年高考，原我校毕业学生考入大学的更多，特别是79年的文科考试，市区上线者24人，我校高中应届生占18人，其中陆岚同学作为文科状元被复旦大学录取。

　　八十年代开始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教育秩序也渐趋正常。我校教学质量稳步提高，学科竞赛大多领先于市区学校，课外活动丰富多彩。地理兴趣小组的《开发仙岩旅游资源刍议》在《温州日报》发表；银星影评小组在《鹿城影讯》上不断发表评论；《中国法制报》也报道了我校“法律兴趣小组”的活动。学生“瓯潮”文学社，在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中声名远播，并承办全国中学生校园文学第四届年会，向中语会领导及各地代表汇报历年来我校校园文学活动的开展情况，获得广泛好评。1986年成立“温州六中艺术团”（九十年代改为“温州市中学生艺术团”），1987年在全市率先举办校园艺术节。1988年举办校首届体育节，田径、排球、足球、篮球、乒乓球、国际象棋等体育运动队常年训练，群体活动活跃。

　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结出硕果，毕业生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，涌现了吕帆（眼视光学专家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）、金颖颖（全国劳模、十届全国人大代表）、潘磊（航模世界冠军）、诸宸（国际象棋世界冠军）、陈迷丽（雪歌集团董事长、全国服装十佳设计师)等著名人物。  

四

　　解放后，市领导对本校也特别关注，师资力量不断加强，教学质量日益提高。在五十年代初国家提出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时，我校不少教师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取得了教科研方面的成绩，一些教师还在国家级专业刊物上发表了文章。在职教师形成注重提高自己的教学素养、注重学术钻研、追求进步的教研风气，如历史教师董昭寿（笔名董楚平），一九五六年在中国的权威刊物《历史研究》第8期发表了《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看奴隶与农奴的根本区别》的不同于流行观点的长篇论文，引起了中国历史学界的注意，董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。叶长海老师考取上海戏剧学院“戏剧史”硕士研究生，后留沪任教成为博士生导师，现任全国戏曲学会副会长。黄世中老师成为全国知名的李商隐研究专家，后调往温州师院任教。吕作昕老师受“国际汉字研究会”的邀请，赴京参加该研究会首届年会，进行学术交流并当选为研究会理事。等等。

　　学校对于调配教师进校、师资培训工作都抓得极为严格，广大教师的教学水平不断提高，教学质量也日臻优异。即使在1958、1959年大炼钢铁、勤工俭学运动热潮中，学校对教学工作仍是没有放松。为此五十年代末学校党支部应市教育局之命总结经验，向全市各校介绍了《我们抓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》，给当时的教育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六十年代逐渐强调学校“以教学为主”原则，学校领导积极转移工作重点，进行调整，并在市委召开的文卫系统标兵单位党支部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，《温州日报》也刊登《政治挂帅，思想、教学、劳动三丰收》文章，介绍我校的先进经验。1963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《努力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》的社论，中央下达《关于当前中学教育的几点意见》，学校即组织教工认真学习，要求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加强“双基”，并在学生中开展比、学、赶、帮活动，学生学习热情空前高涨，刻苦用功蔚然成风。经过长期的努力，1977年学校被市教育局确定为十所重点中小学之一。

　　八十年代以后，改革的春风提高了教育的地位，广大教师业务学习意识增强，教师队伍优化，教科研活动质量逐步提高。期间，许多教师在全国或省级刊物上发表论文，吕作昕老师的《我国指南针的问世在唐朝》的研究成果，把我国指南针的发明时间推前了三百年。特别是到80年代后期，学校引进竞争机制，实行教职员工聘任上岗，建立教研室，教师钻研业务抓教学质量蔚然成风；班级间实行“千分制”竞赛你追我赶，中考成绩逐年提高并名列全市前茅; 一大批敬业勤勉的教师被社会所认同。张淑琴、池澈老师先后被授予“温州市劳动模范”称号，池澈老师还被国家教育部评为“全国优秀教师”。

　　总之，解放后私立改为公办，特别是更名为“温州第六中学”后，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稳定的来源，办学规模逐步扩大，办学理念严谨务实，名师辈出诲人不倦，办学声誉逐年提高，逐渐成为温州市名校。